正文：
蔡登山 台湾学者
要谈张爱玲的社会文化观察，可从张爱玲的文章，或谈话中去探索，这其中有着张爱玲的“奇异的智能”，这也是你接近张爱玲、了解张爱玲的唯一途径。张爱玲的世界是那么小，又那么大，端看您怎么去看她。她的生活、她的小说、她的社会观，无一不是落实于“庶民”，尽管她有着簪缨贵族的血液，但追求人生的所谓“生趣”，是她不变的基调。
张爱玲从小喜欢看小报，她说：“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对于大报，她有着一份抗拒：“大报因为立场的关系，需要顾到每一方面，所以造成了一种没什么色彩的、灰灰的、特殊的语言，与现实生活离得很远了。”从小报，甚至通俗小说，她切入了“庶民”生活的精髓，她要在“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因为她认为“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郭敬明经典语录。
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红楼梦》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张爱玲说：“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由于对服装的喜好，当在香港大学就读英文系的张爱玲很可能旁听过许地山的课或听过他的演讲，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服装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甚至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因此当张爱玲于1942年春回到上海后，执笔卖“洋”文时 ，她 写 了《Chinese Life AndFashions》(后来又改写为中文的《更衣记》)，谈的就是时装。但她的《更衣记》绝不是“服饰史”一类的论文，这其中有她独特的观察与机智的见解，她更着力的是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间的变迁。如果说现代作家中对服饰最感兴趣而展开研究的，第一位是许地山，之后还有沈从文；但对服饰最有感觉而使它成为小说人物独特话语的，当推张爱玲。服饰对张爱玲个人而言，是她炫耀、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而到她笔下时，除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外，更多的是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华美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它成为捕捉人物灵魂的独特话语。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遇到两位恩师，分别是中文教授许地山与历史副教授佛朗士(N.H.France)。其中有关佛朗士，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直抒了对他的感情，赞扬他“豁达”，“彻底中国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他“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在野外养猪；“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张爱玲对“历史”又有何看法呢？她说：“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韦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身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经典语句”
张爱玲在《谈音乐》中说：“歌剧这样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这样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剧里也就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得吃力。‘大’不一定是伟大。而且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的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后来张爱玲与好友邝文美(宋淇的夫人)还谈道：“O p-era(歌剧)———一点没变。小说、电影都进步了，又不stylized(程序化)，慷慨激昂得讨厌。”张爱玲一贯并不强调力、崇高、紧张、英雄、疯狂等构成悲剧的必然因素，她喜欢展现“软弱的凡人”在“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之中，“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的生存体验，她向人们昭示着悲凉的无处不在。因此她不喜欢歌剧，有着她个人的因素。但她却喜欢话剧，她觉得那较为“贴俗求真”。张爱玲说：“还从来没有一出戏像《秋海棠》那样激动了死水一潭的上海滩，这是一出带有感伤情调的情节剧，1942年12月以来一直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大多数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观看这出剧，以至能背诵台词，知道演员要说些什么。”1945年元宵节义演《秋海棠》于“兰心”戏院，张爱玲、潘柳黛亦参加演出，报上说“张饰罗湘绮，未知能否胜任；潘饰一老娼子，则颇为适当。”
说不尽的张爱玲，虽然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但张爱玲永远是张爱玲，无可取代。张爱玲经典语录
如果觉得蔡登山：张爱玲活在“生趣”中不错，可以推荐给好友哦。